敦煌

吊脚楼村寨

布达拉宫

故宫

　　泱泱中华，赫赫文明；宅兹中国，万物生养。在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广袤土地上，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薪火相传。在世代生息营造的历史过程中，各族人民累积了丰富的建造经验，涌现出众多能工巧匠。充满智慧的建筑形式，朴素深广的建筑哲理，臻于完备的营造制度，种类多样的装饰艺术，独特的木作、砖石瓦作等建造技艺，熔多民族传统文化于一炉，汇各地建筑精粹于一体。时至今日，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华建筑仍熠熠生辉、绽放光彩。

　　■中华建筑 集各民族建筑文化之大成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远古时期，人们栖身洞穴，利用自然遮蔽作为居所。“穴”，两侧支撑，中央空虚，便有了人工建筑的意象。进入农耕文明，人们需要定居以播种收获、驯养家畜，于是伐木采石，开始了最初的建造活动。后世遂形成宫室，上有栋梁，下有檐宇，用以遮风避雨。

　　中华大地上的建筑形态蔚为大观。各民族或逐水而居、依山而栖，或世居石屋、穹庐同卧，或南越巢居、北朔穴居，皆与自然风土融为一体。受气候地理的影响，北国之雄浑、江南之秀美、蜀中之朴雅、塞外之敦厚，都雕凿着独特的地域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之拙朴、唐之雄浑、宋之规范、元之自由、明之厚重、清之华丽，都具有强烈的历史印记。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更加昭示了中华建筑是集各民族建筑文化之大成。

　　中华大地上的建筑文化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世界古代三大建筑体系中，唯有中国建筑体系首尾相贯、一脉相承，延续了3000余年。中华文化的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情理相依、礼乐相和，在建筑形态上反映为宏观平衡的规划思想、秩序明晰的形制法式、节奏协调的群体构成、以人为本的空间尺度、寓意深远的象征符号、师法自然的园林形式等，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特征。

　　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共融之势。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各民族来往愈加频繁，通过地理空间的互嵌，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分布形态，各民族建筑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汉族合院、藏族碉房、维吾尔族阿以旺、蒙古族毡包、侗族鼓楼等，都体现了建造方式与建筑风貌的丰富多元。

　　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中华建筑文化是后世整体认知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珍贵资源，更是一幅展现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恢宏长卷。

　　■百工之巧 中华建筑物质形态的多元融通

　　“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条件悬殊，地方性建造材料各不相同，建筑在空间地理上自然分化为土、木两大体系。穴居，体现了黄河流域的“土”文化特征，是黄土高原的主要民居类型；巢居，体现了长江流域的“水”文化特征，干栏式建筑最早出现于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南方群众的主要居住方式。

　　中华文明初期，穴居在由地下到地上的演进过程中，与长江流域的木构技术产生了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夯土、木构相结合的“茅茨土阶”构筑方式，既用于百姓的居所，也见于考古所发现的夏都二里头宫殿等重大建筑。春秋至秦汉，“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不仅秦咸阳宫、汉未央宫形制恢宏，楼阁台榭夯土高筑，见于后世的木构体系特征也已成型，包括抬梁、穿斗、井干三种木构形式，庑殿、歇山、悬山等屋顶样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筑文化在民族大融合中交流汇集并得以显现。比如，佛教建筑中的寺院融入祠庙和宅邸，佛塔融入楼阁，经幢融入阙、表；汉族席地跪坐的起居方式逐渐改为垂足而坐，建筑内部的高度随之升高；观念上不再“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而是改用“间”作为室内空间的度量单位。五代辽宋至明清，中原、江南、岭南等各地的建筑文化发展已十分成熟。自明代起，夏鲁寺、大昭寺等汉藏合璧建筑风格，在中原地区传播。在宋代制度化、典章化的基础上，清代的木构体系呈现更多的工巧意味。

　　几千年来，中国木构建筑体系从未中断，适应性和灵活性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地域条件，规范化使其能够满足多样的使用功能，并吸收各种建造工艺特色，有着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与文化特点。

　　“就地取材”的地方风貌。“因天材，就地利”，中华大地盛产土、木、石、竹等多种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无疑是最合理的建造方式，形成根植于地域风土的建筑风貌，实现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黄河中游一带在历史上气候暖湿，森林茂密，地面又覆有厚重的黄土。如此自然和地质条件，孕育了地穴、半地穴、地上木构的建筑形式，木材也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建造材料。各地在沿用木结构建筑支撑体系的同时，围护墙体就地取材、不拘一格。西南地区常用竹编夹泥墙，东北地区习用谷草拉哈墙，西北地区取生土砌筑土坯墙，中原地区以粘土烧制青砖墙。

　　同时，中华大地上还有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建筑风貌作为补充。陕北地区层层叠叠、依山沿沟的靠崖窑洞群，河南地区星罗棋布、虚实相间的地坑院群，冬暖夏凉、节地节材，或隐于梁峁沟壑，或没于土塬之下，“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傣、景颇、德昂等民族的竹楼，是多竹地区仿照木构干栏式建筑而形成，木楼板、竹笆墙、茅草顶，通透轻盈，灵秀多姿。彝族的土掌房厚墙平顶，高低错落、朴实优美。石砌建筑中，布依族用片石、毛石铺设屋面、砌筑墙体，藏族、羌族以石块构筑碉房。此外，还有游牧民族“穹庐为室毡为墙”的移居建筑传统。就地取材，构成了中华建筑文化的诸多分支，形成了中华大地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多种地方形态并存的建造文化体系。

　　“制器尚象”的营造技艺。“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是杜牧笔下美轮美奂的阿房宫。中华建筑体系之所以独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其技、艺合蕴一身的建筑形象。《周易·系辞》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这一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则揭示了传统营造技艺中一个至为重要的观念：“先有象而后制器”。中华建筑之华章璀璨，正得益于掌握此理。

　　“象”，统指天地间万物之形象及其物性，譬如上古有巢氏观鸟巢之象，因而教民巢居。《周易·系辞》列举了许多由象及物建造宫室的例子。周公作明堂，上圆以象天、下方以法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意识；中国古典建筑中屋顶、梁柱、台基三部分，应对了天、人、地的自然之象；建筑开间数量和尺寸多为奇数，隐喻了以奇数代表天之阳性；宫室建筑形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描摹了中国建筑的翼角如飞鸟展翅之势，等等。“制器尚象”，指引了中华传统建筑数千年的设计思想与美学意向。

　　“制器尚象”对于建筑营造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在基于术数体系的技术实践上。古代工匠通过这一知识体系，确立了数、象、方位之间的图式关联。凭借“制器尚象”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和技术实践，传统营造的技艺文明代代相传，中华建筑的成就辉煌绚烂。

　　■和谐共生 中华建筑精神内涵的一体构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华民族对天象的把握和对天人关系的揣度始于新石器时代。建筑的象征性是在建筑的功用、制度之外，以形喻意的表达。如河图洛书、八卦九宫风水图等与营造活动的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对建筑与天地环境整体认知的亘古记忆和理想寄托。

　　“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表达了自农耕文明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明堂辟雍、宗庙陵墓等重要的礼祀建筑，天圆地方、位致中和、中轴对称、序列方位，塑造了传统建筑精神世界的时空结构。北京四合院、徽州民居等日常居住建筑，以“堂”为中心，堂前院落或天井，既是人们体察四季寒暑、观睨昼夜变化的重要窗口，也体现了天地、宅、人三者“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和合秩序。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于建筑选址、布局、形制、用材、建造等各个方面。秦都“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汉都“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并有着“居山水间者为上”“负阴抱阳”的方位格局，“象天法地”的营造图式。山区丘陵“枕山、环水、面屏”；江湖平原“背水、面街、人家”。通过天人合一的整合观念、避凶趋吉的心理追求、藏风聚气的理想模式、山水如画的景观意向，中华大地上的建筑聚落与天地自然有机融合。

　　“因地制宜”的环境意识。“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和谐相处。中华文明对“生”的感知博大精深，对生命的广义理解，对自然的亲和态度，也是中华建筑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华民族自古就认识到天时、地利与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在建筑文化中则反映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天地制宜的环境意识。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从“相土尝水”中，总结出“土会法、土宜法、土圭法”等成套经验。《诗经》记载有周人首领公刘率众“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开疆辟土、迁徙定居的故事。勘察山川形势、水土之宜，是千百年来人们选择城址、营建村庄、起造房屋时沿袭不变的环境理念。因地制宜，不仅渗透于城市、聚落、建筑的营造思想，古典园林更是秉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法则，在选择环境、利用环境、与环境共生等方面达至很高的境界。

　　“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随着周礼的制定和成书，建筑制度也被纳入“礼乐”范畴，成为仪度化的重要表现。中国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进而拓展“院落”为单元，从纵、横两个轴线上形成组群建筑关系，再以街巷为界，组成里坊、厢坊或街坊，进而聚合形成城市，多个城市组构形成国家。家国同构，体现了“家庭、家族、国家”从血缘到地缘、礼制建筑与礼制社会的结构特征。

　　从源流上看，城市或乡村，小到一院一落，大到一坊一城，都是对宗法制度的空间再现。当然，随着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曾经讲究规制的空间形态、因循礼制的人伦秩序，未能束缚中华儿女的生活理想与浪漫情怀。各民族建筑中，黎族船形屋活泼的建筑姿态、侗族风雨廊桥柔曲的建筑形体、白族三坊一照壁明丽的装饰色彩，展现出中华大地上人居环境的有张有弛、重理容情，雅俗各得其所。

　　■美丽中国 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诗意栖居

　　求真务实的营造智慧。老子《道德经》有云：“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从哲学高度指明了建筑形成的“空”全在于用。中华传统营建始终因循“以人为本”的理念，都城规划、村落尺度、房屋构形、家具陈设，处处体现出人们的切实需求和中华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特点。

　　中华传统营建始终秉持模数化的用材制度，可以说今日建筑行业所推行的装配式建筑早在汉代就已发展成型。基于榫卯构造的木构框架体系有着良好的抗震性能，已逾千年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山西应县木塔、天津独乐寺观音阁，数次遭受地震冲击仍安然无恙，“墙倒屋不塌”的结构优点，从传统营建的角度为当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智慧。

　　美丽中国的建设理念。作为人居环境的构成者，建筑在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调和“人地关系”等方面作用独特。美丽中国的建设，既因关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而立意宏大，也因指涉身边环境的点滴改善而具体可感。

　　新时代的诗意栖居，通过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山水美学、天人观念、造园思想，回归生活和自然本原；通过响应时代需求，从普遍改善身边环境到积极带动城乡高质量发展进行探索；通过建立低碳资源循环体系和绿色建筑创新体系，打造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在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城市标志性建筑建设、旅游景观陈列等方面，遵循本土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主动全面的技术革新、开阔多元的美学创造。美丽中国是时代趋势与民族智慧的统一，水绿山青，风光秀美，万物和谐。

　　中华文明的价值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中华建筑文化，既有物质形态的多元，更有精神内涵的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典范。通过继承和弘扬中华建筑文化，能够深化认知中华建筑文化的历史价值，发扬民族建筑文化的艺术价值，传承传统营造技艺与建造智慧的科学价值，发挥工匠技艺体系化建立与教育传承的社会价值，实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价值。我们更要在此过程中，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建筑文化为依托，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张彤系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闵天怡系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聚类分析与图谱建构”（项目号20VMZ008）研究成果。】

作者：张彤 闵天怡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