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怒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分布在兰坪菟峨公社和少数散居在维西县的怒族，生产和生活水平与汉、白、纳西等族相似，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泸水、福贡、贡山的怒族，社会发展则比较迟缓。私有制虽已确立，并开始有了阶级分化，但土地占有不集中，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怒族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怒族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至清代已经开始种植麦类和蔬菜，但仍猎禽兽以佐食，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当时怒族已同外界发生密切的交换关系，以黄连到内地出售，内地的各族商人贩运食盐到怒江，彼此交换。

　　怒江地区的怒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新中国成立时期，怒族主要的生产工具有砍刀、小铁锄(即怒锄，在木锄尖端包上小铁皮)、小铁犁等。量少质差，多数仰给于兰坪、云龙、维西等县的汉族和白族商人。竹、木工具仍大量使用。农作物有玉米、荞子、大麦、青稞、土豆、红薯及豆类。耕地分“火山地”、锄挖地、牛犁地和水田四种。火山地用刀耕火种，锄挖地用怒锄挖种，都是不固定的耕地；牛犁地和水田是固定的耕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汉、白族进入怒江后才开垦的。农业技术比较粗放，一般很少中耕除草，不施肥，播种后即等收获，所以产量低，缺粮时不得不把狩猎、采集作为生产的补充。怒族自制弩弓，几乎每个青壮年男子都人手一张，箭头涂有毒药，是狩猎和战斗的主要武器。

　　怒江怒族社会分工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家庭手工业有织麻布、编竹器、制木器、打铁、酿酒等。织麻布是妇女的工作，主要供自用，有剩余才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编制竹篾器是男子的主要手工劳动，家用的木碗、木勺，也由男子制作。泸水少数怒族会修补和打制简单的铁刀、铁锄等工具，在农闲季节进行。怒族人民家家会酿酒，且多能豪饮。原来在买卖土地和奴隶以及债务中，大都以黄牛、铁锅作为货币的等价物，进行计算。1929年以后，泸水的知子罗、福贡的上帕等地辟为定期集市，半开银元、铜币、纸币才开始流通，怒族中也出现了一些季节性的小贩。

　　怒江怒族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前既有原始公社公有制，也有个体的家庭私有制，以及伙有共耕制的过渡形态。泸水、福贡在怒江西岸较古老的怒族聚居的村寨，保有较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在这里还存在着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族公社的残余现象。如碧江原第九行政村有10个家族公社，分住10个自然村，每个公社都有公共的土地，主要是高寒山区和未开垦的荒地，本公社成员可自由开垦使用，但不能买卖。至于已开垦的土地，私有地已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三，公有地只占四分之一。土地私有制已居主导地位，但伙有共耕还很盛行。历史上由于民族间的矛盾而引起的迁徙，对怒族由家族公社过渡到农村公社，起过一定的作用。古老的家族公社迁入了别的成员，破坏了家族公社的血缘关系，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地缘的村社。

　　贡山一区和福贡、泸水的怒江东岸地区，由于民族间的交错杂居，一般村寨不仅包括不同家族的成员，也包括不同民族的成分。在这里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这些村寨还存在着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既有私有制，也还保有村寨公有的山林和未开垦的土地，虽然这种公有地只占很不重要的地位。这里不仅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而且随着地主经济因素的发展，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等关系日益增多，在土地占有上也已出现逐步集中的现象。有的地区，富裕农民还通过原始互助形式“瓦刷”(傈僳语，意为“将工收集在一起”)，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也有直接雇佣长工或短工以及通过高利贷进行剥削的。个别地区还有“养子”形式的蓄奴制残余。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取得长足发展。现在的怒族，在其他兄弟民族的帮助下，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怒族地区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极为显著，开始向多元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工业、手工业、商业等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