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世界游牧民族，更像是地球原生态的忠实守候者。他们敬仰自然，视天地为父母，爱惜资源，需求适度，从不滥耕滥伐，更痛心深度“修理”地球的行为，保护自然万年如初。作为现代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蒙古民族，一直秉持着固有的草原生态理念。

　　蒙古民间诗歌《十三匹骏马·宇宙无际》曰：牧人爱蒙古民族，一直秉持着固有的草原生态理念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是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

　　蒙古人以天地之子为己任，感受到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遨日其朗”）统一整体中，相互之间密不可分；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遂形成了“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观。其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也与其生态观念密切相关，比如祭敖包，本身就是感恩天地的仪式；在隆重场合饮酒也必先敬天敬地。关于蒙古包的搭建，有人论述到，古代蒙古人认为宇宙及大地是圆的，因而把蒙古包也搭建成了圆型。仅从今天看来，蒙古包至少也有四种好处：不会被大风卷走，因为阻力最小；便于迁徙，装卸自如；经济环保，不破坏草场；还可用以防震避灾。

　　草原生态文明还表现在节约自然资源，重复使用，耐用消费，一物多用等相对简约朴实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蒙古民族在饮食方面，除讲究精神品味（宴会上总是热情洋溢，弦歌乐舞）外，并不追寻奢华，在舌尖上相当自律。喜食种类不外乎牛羊肉、炒米、奶食。拿在手里的肉骨头必须吃干净，碗里不能剩饭，白食（奶食的总称）更不能洒到地上。生活燃料来自草场，用干牛粪和羊粪熬餐取暖。蒙药也源自自然。牧人为合理运用和节约草原资源，采用季节性倒场轮牧的游牧方式，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水资源是草原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珍贵资源，蒙古人非常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与节约。他们历来把水看成是圣洁的，把泉水成为“阿尔善”（意为圣水）。所以日常生活习俗中有许多关于水的禁忌：不许向水中投掷赃物、不许向河里溺尿等。蒙古人称黄河为“哈顿高勒”（意即皇后河）。水与火，是蒙古民族非常敬重的两样神物（Mon-gol族名意即“永恒之火”）。

　　蒙古民族从不虐待大自然的生灵。对野生动物恒古就有一种自觉性的保护意识。即便牛羊，也是食之有道，认为牛羊是全靠人类自己饲养的，且要等到年岁够头。需要加注的是，母牛和母羊过去是概不宰杀食用的。如同自己的坐骑一样让其生老病死。至于小牛和羔羊，更不会屠杀。但凡水里游的和天上飞的，均在被保护之列。他们总用诚实的心灵和自觉的行动回报大自然的恩泽。

　　蒙古民族的丧葬习俗，也体现着他们尊重自然的特性，重生轻葬。《黑鞑事略》云：“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逝后不再占用任何资源，回归自然。这是对草原的无私敬重。正如草原知青姜戎《狼图腾》所言：“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　　轮牧倒场时按原路走动；离场时要掩埋灰烬，整洁营地。不得在敖包附近挖坑、打井、砍伐、采集、狩猎。不得向河流、湖泊、井水中投掷赃物污染水源；向河水中取水要器具清洁。采集野果时不能折断枝叶；不砍伐鲜嫩的树木，只可捡枯树、干枝和落叶；不得在草场上刨地挖坑。不得在猎物掉膘季节打猎，不得射杀或惊吓受孕或带幼崽的动物，围猎结束后，一般把不同的雌雄动物双双放生，避免动物绝种；不得掏鸟巢或砸鸟蛋，不得伤害青蛙和燕子，等等。蒙古人也特别爱护和珍惜树木，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砍伐树木；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

　　严法保护自然，是草原生态理念的重要特征。蒙古族保护草原的习惯法其实由来已久。13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后，颁布实施了一部综合性成文法，即《成吉思汗大扎撒》，把世代沿袭的草原保护习惯法提升为国家法律。严禁开荒和燎原，保护草场、森林和水源，善待五畜（蒙古人将牛、马、驼、绵羊和山羊称为“五畜”）和野生动物等。成书于1237年（南宋嘉熙元年），由南宋彭大雅撰写徐霆作疏的蒙古见闻录——《黑鞑事略》载：“其国禁，草生而掘地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

　　根据拉施特《史集》载，1251年初，蒙哥大汗登基时诏曰：“不要让各种各样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对于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它们疲惫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做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的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让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元朝《刑法志》规定：“诸每月塑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忽必烈下诏限定禁猎区和禁猎种类。禁止捕杀野猪、鹿、獐等动物，保护天鹅、鸭、鹘、鹤、鹰、秃鹫等飞禽。元人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一·鹰房捕猎条》亦载：“先帝圣旨，有卵飞禽勿捕之。” 北元时期，《阿拉坦汗法典》规定：“偷猎野驴、野马者，以马为首罚五畜；偷猎黄羊、雌雄狍子者，罚绵羊等五畜；偷猎雌雄鹰、鹿、野猪者，罚牛等五畜；偷猎雄岩羊、野山羊、麝者，罚山羊等五畜；偷猎雄野驴者罚马一匹以上；偷猎猞貉、獾、旱獭等，罚绵羊等五畜。”《卫拉特法典》等蒙古成文法也都严格规定了保护草场、水源、植被、动物等各种条款。对破坏草原植被和失火者，处罚尤其严厉。

　　清朝时期，蒙古《喀尔喀法典》中规定禁猎期和禁猎区，第136条规定：“不许杀无病之马、鸿雁、蛇、青蛙、黄鸭、黄羊羔、麻雀、狗。谁看见捕杀者，罚要其马。”

　　在此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蒙古民族极度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自蒙古帝国时起统治上层就规定诸多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为防止水土流失，他们也极力保护森林资源，这一点在北元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清朝时期制定的诸多地方法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执法从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成为全体牧民遵守的社会风尚，延续久远。除内蒙古几大草原外，在青海湖畔，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自然环境（直到不久以前）得以尽可能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和清水，还有草原上飘荡的乳香，舒展的歌喉和马蹄叩响的宽广胸怀。 让河流永远清澈，让天空永远湛蓝，让鸟儿自由飞翔，让大地畅行无阻——基于蒙古民族最初的生态理念，用铁蹄踏平了许多历史堡垒，规模空前地启动了人类文明大融合的时代进程。

　　时至今日，草原生态文化理念，对“美丽中国”建设依然有着重大意义。但愿更多的人，拥有草原情怀。惟其如此，人类才会有持久的美好未来！

参考资料：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