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的平民识字课。

晏阳初在定县翟城村，毛驴是他固定的交通工具。资料图片

　　1890年，晏阳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师塾之家。虽然生在传统的书香门弟，但他从小就在西方传教士兴办的学堂里接受西式教育。11岁时，晏阳初接受洗礼，从此，平等、博爱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1913年，23岁的晏阳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1916年，他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18年赴法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战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事业的传奇一生。

　　从河北定州市区驱车向东，我们去看一棵近百岁的核桃树。树龄百年并不稀奇，让这棵树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种植者——晏阳初，上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蜚声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从1926年开始，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大学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11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

　　在法国为华工服务，埋下理想的种子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种子，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法国于1916年春从中国招募15万余名劳工，到法国战场后方各军需厂做工。为了与劳工沟通，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一些学生响应号召，于大战末期到法国的中国劳工营从事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中，就有晏阳初。

　　当时的晏阳初，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在这所常青藤大学，他当选为华人协会会长，并成为耶鲁唱诗班中第一位华人成员。

　　晏阳初于1918年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国劳工，多来自华北，以山东为主。晏阳初与劳工们打成一片，在翻译、传达之余，向劳工们讲述有关中国的动态和欧战的状况。

　　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续，工作量也很大。晏阳初决定尝试教劳工们认字。

　　当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几个劳工和晏阳初围坐在一张饭桌旁。晏阳初的面前，放着一张小石板、一支石笔。他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几个劳工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晏阳初后来回忆。

　　劳工们认字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来。4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写家信了。晏阳初特意请来一位美军将军主持毕业典礼，35个中国劳工，一一从将军手中领得一张毕业证书。

　　识字运动很快风靡法国的中国劳工中，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教科书，二是日常读物。晏阳初自己动手，从一本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报章中，选择最常用的单字和复合词，再加上中国劳工的通俗口语和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共约千余字，作为劳工识字的教材。

　　后来，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与专家们一起编写《平民千字课》，发行数百万册，其基础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时期。

　　根据社会学家陈达的研究，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的仅有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

　　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

　　从中国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是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与热诚，他们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而已；二是士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立志，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在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

　　1919年6月，晏阳初重返美国，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奖学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硕士学位，并当选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同年，晏阳初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他到纽约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福勒彻尔·柏克曼辞别。

　　后来，在《我发现东方》一书中，柏克曼回忆，他对前来辞行的晏阳初说：“你具有书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国经典的良好基础，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国后当可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人服务。”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阳初郑重且决断的答复：“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经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平民教育为国固本

　　归国后的晏阳初，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890年，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书香之家，自小，他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0岁时，被父母送到新式学堂学习。学堂的老师为英籍牧师，晏阳初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晏阳初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的一句话。但他说，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国家后，这句话才成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读书观念，常有一根本谬误，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不必读书。结果，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20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让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是何等明显的事理。

　　他痛感：“举国之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其团结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国民，来建设20世纪的共和国家，无论采用何种主义，施行何种政策，一若植树木于波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

　　1923年，晏阳初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总会)。平教总会的董事长为熊朱其慧，晏阳初任总干事。执行董事共9人，包括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张训钦、陈宝泉、周作民等。

　　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委员会”，则由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组成，显示了晏阳初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号召力。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阳初与同道一起，编写了《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市民千字课》等教材，奔走南北开展平民教育，让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是文盲。

　　数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响。

　　1928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的蔡元培与各省市教育厅长及专家学者70余人，采纳平教总会提出的计划，拟定了在全国分期施行民众教育的草案。

　　平教总会经过数年摸索，将平民教育的内容分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三端；实施步骤分三期：县试验期，省实验期，全国推行期。这一计划，完全被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提案中所采纳。

　　光耀史册的定县试验

　　1926年10月，几个穿蓝布长衫的人来到定县翟城村。他们找到当时的村长米老吉，拿出该村开明乡绅米迪刚从北京写的介绍信，与米老吉相商：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想在翟城村做平民教育与农场试验，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对晏阳初与平教总会有所耳闻，加之有米迪刚的介绍，于是同意拿出村西头的40亩地、一口井，供平教总会使用。

　　中国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就这样拉开序幕。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约250公里，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翟城村位于定西东部，当时共有368户、2186人，其中米姓占多数。清末民初，乡绅米鉴三在村中兴办高等小学与女子学校，一切费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刚游学日本回来，有意学习日本乡村的经验，开展乡村自治。因内战迭起而计划告吹，米迪刚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问国事。

　　不过，米家父子十几年前的实践却吸引了晏阳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10年，他与平教总会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教农民识字，只是很初级的一步。农村要振兴，必须进行整个改造。在米迪刚的推荐下，晏阳初决定到翟城村，以其作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场。

　　从1926年到1936年，在晏阳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其中有1/3的人或因不耐艰苦、或因自感不会与农民打交道，相继中途离开。

　　晏阳初一家7口，于1929年从北京搬到定县。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与村民混居在一处，为的是如晏阳初所说，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个“小北京”。

　　500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个村庄，所为何来？

　　当时，不要说翟城村，就是定县县城内，也是尘土飞扬。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连洗澡都需要回到县城内。至于报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学教授少1/3。

　　定县11年，晏阳初与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份这样的成绩单：从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号中棉”及“平教棉”；改良白菜与梨树，使之增产25%左右；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同时辅以信用、运销、购买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建立农村卫生保健制度，设立村、联村到县的医疗体系，在全县开展布种牛痘工作，控制了天花的流行；开展公民教育，进行农村自治试验。

　　抗战爆发后，河北省成为我国国防前线，平教总会立即编印国难教育丛刊，以讲演、故事、小说、诗歌、戏剧、图画等体裁，砥砺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在日寇大举入侵下，平教总会被迫撤离定县，到大后方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