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重述中国”

　　王剑利：当前社会上的历史热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间，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出现历史热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内、外各种秩序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用以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参照系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人们因此也陷入种种身份焦虑；为了再建参照系，化解身份焦虑，人们便不得不重归对于历史的思考，尝试整体性地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此，国人对历史的关注，今天已经走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开始思考，究竟“何为中国”。

　　施展：谈中国历史，讲“何为中国”，边疆就是一个必须直面的话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都是中原中心论的，边疆在这种叙事中面目模糊，身份被动；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另一角度的一些研究，比如美国“新清史”学派，他们强调了边疆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其理论上显现出割裂中国整体性的趋向。这两种视角，都无法反映中原与边疆在历史上真实而又深刻的互动、互构的关系。真正的中国历史，是在一种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多元互构”过程中展开的。这一互构过程，使得“多元”历史性地演化为“一体”；同样，“一体”也必定内在地包含着“多元”，它决定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样貌。这样一种深层历史逻辑的阐发，是我们能够恰当理解“何为中国”的基础。所以，对边疆问题的讨论，远不仅是关乎边疆，而是我们现今讨论任何中国问题时必须预先理解的前提性问题，但这也恰恰是其他学术领域最容易出现的盲区。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学必须成为今天的显学，是今天的“中国学”的核心支柱之一。

　　王剑利：确实如此，这也是《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要做《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这样一个系列专栏的原因。我们从2017年12月开始推出这一专栏，邀请了方铁、黄达远、杨志强、孟繁勇、吴楚克、孙宏年等六位学者从治边制度、走廊地带形成等方面呈现了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南边疆、苗疆走廊、西藏地区、天山-长城走廊等地的治理进程。对中国的历史疆域形成和巩固的讲述，目的并非向读者呈现各个边疆的经略往事，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如何演化成长的历史，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的自主性和生命活力所在。

　　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这个专栏推出的同时，您出版了《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书。书中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历史性形成，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多元互构”的动力机制，与本专栏的问题关注高度相关。这本书以及您在网上的《中国史纲50讲》音频课，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话题在当下的热度。

　　施展：感谢您对这本书的关注。我在书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思考，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打破中原中心论的史观，将中国历史还原为一个“多元互构”的体系史，去除对中国真实的历史过程的遮蔽；二是要在底层的运转逻辑层面上，找到多元亚区域彼此之间互构的深层机理和动力机制，在更实质性的意义上解释中国的“多元一体”性。

　　今天的中国所覆盖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内的多重亚区域构成的。它们基于地理—气候—生态差异而形成，每个亚区域因此都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比如，草原上的生态无法支持中原的大规模农耕区，东南沿海区域也不可能形成游牧经济，所以，诸亚区域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等领域会形成大不一样的秩序逻辑。很重要的是，这些亚区域的秩序逻辑又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互构，互为条件，互为解释，互为意义背景。这种互构性达到了如此一种深度，以至于脱离其中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其他方的历史。我在书中对这种互构性的逻辑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发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历史逻辑。比如，在中原统一为秦汉王朝之前，草原上就不会统一；中原的统一促使草原统一为庞大的部落联盟，反过来草原又会通过其巨大的军事压力而改变中原内部各种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而促成中原内部的一系列秩序安排上的变迁。中原与草原的历史因此就是互为解释的，脱离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历史解释就是极为残缺的。在这样一个视角下，中国历史就不再是简单的中原历史的延伸，而是前述多元亚区域持续地共生、互构的体系史。

　　有人质疑我的这种研究是不是一种地理决定论，我的回答是，在思考政治和社会秩序问题的时候，地理要素不是充分条件，但确实是必要条件。任何秩序都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形成的，这决定了秩序的可能性边界，就像在撒哈拉沙漠上会有不止一种沙漠部落的组织形态，但无法建立起大帝国。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最大的资源约束来源于地理和气候。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直到近代早期，人们在讨论政治、历史问题的时候，都会讨论到地理；反倒是在现当代的讨论中，我们却往往忘了这一点，更倾向于从抽象的理念和观念出发，而忽视了这些理念和观念若要落实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必须要以特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为前提。

　　二、为什么选择清朝？

　　王剑利：您对中国历史“多元互构”的解释很有新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书中所讨论的秩序逻辑，最终落实在清朝的秩序上。同样，在我们这个专栏的文章中，学者们用有限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疆域治理历程和数百年来经略边疆的政策及其影响，大家的视野似乎也都聚集到了清代。为什么学界会对清朝如此重视，并以清代前期的疆域为结果来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

　　施展：也曾有其他朋友提出过类似质疑，问我的这样一种写法是否是一种实用主义，仅仅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清朝的领土，就从清朝写起。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会发现另外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历史逻辑，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可以称清朝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成形态。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东亚大陆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这个体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均衡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内部均衡关系。外部均衡关系就是历史上多元亚区域之间的外部对抗关系，呈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冲突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宋金对峙等。外部均衡经常是通过战争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当然，此时的亚区域之间也还是互构的，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逻辑仍然是互为解释的，无法脱离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内部均衡关系，就是多元亚区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庞大王朝，如元、清等王朝；由于亚区域的形成是基于无法被消除的地理—气候—生态差异，所以统一的王朝内部仍然是多元结构，王朝通过对治理技术的改进，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是不一样的，对整个体系来说，最终会向整体组织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对峙的各方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体系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下，“大一统”王朝的军队规模就小得多，组织成本大幅下降，那么，体系最终就会向内部均衡的方向演化。所以，为什么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要以清王朝为重点来讲述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答案便是，清王朝就是这种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更准确地说，这种内部均衡的样态，并不一定是个叫作“大清”的王朝，现实的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恰好是“大清”而已。

　　我们还可以在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下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在历史上，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于东亚大陆的体系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农耕与游牧这两大对峙区域，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仔细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清代是古代中国经过不断试错，最终找到的对持久和平而言最好的秩序安排。由此又带来一个结果，持久和平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清代人口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的大关；而更早的朝代中，人口突破一个亿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以往对清代人口爆炸的解释，经常是归因于美洲作物的引入；最新的人口学研究表明，美洲作物在清代的种植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人口膨胀。所以，最可能的解释还是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这两种视角下，我们都可以发现，清代所形成的中国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演化逻辑的自然趋向。于是我们可以说，从清代出发的研究，并不是一种断代史式的研究，而是对作为体系的中国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

　　还要强调的是，上文所说的历史演化逻辑，都是以古代的技术条件为前提的。在近代技术条件之下，东亚体系外部的力量开始成规模地到来，清王朝被迫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应对。由此开始，这个多元体系自主演化的“体系性”的一面开始淡化，而整体性、国家性的一面开始凸显，中国也就走上了从古代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但“体系性”的淡化只是相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的凸显而言，从其内部的角度来看，“体系性”仍然存在，只是经常会被对外显现的整体性遮蔽而已；但这种遮蔽会带来我们理解边疆问题的一系列盲区，这是我们在当下必须反思的。

　　王剑利：您的这个“体系史”的解释逻辑可能会启发出非常多的延伸讨论。我还想进一步追问，从体系史的角度来说，您为什么说清王朝就是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了呢？

　　施展：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处，大致便是政治体的最适规模。具体的边际收益状况，需要通过复杂的财政史分析才能得出定量的结论，但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也大致可以得出定性的结论。

　　清王朝将中国体系的外部均衡转化为内部均衡，降低了组织成本，也带来了规模收益。但是随着清王朝继续扩展，组织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组织成本有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分别是地理和文化传统。地理决定了物质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文化传统则决定了精神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清王朝的扩展，基本上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适规模。今天中国所继承的领土，基本上是清王朝的领土，这也是清朝时达到最适规模的一个直观呈现。

　　边际收益还有个约束条件，就是与其他政治体的互动博弈关系，它会产生很大的外部成本，从而调整边际收益的均衡点。

　　三、国家治理与边疆秩序：“大一统”与“因俗而治”

　　王剑利：这个解释着重于地理等物质约束条件。您刚刚还谈到了作为精神约束条件的文化传统，这与我们的专题有更大的关联性。在专题的系列文章中，我发现学者们对中央王朝经略不同边疆地区的叙述，基本涉及到两个中层逻辑，借鉴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我将之归纳为“经略边疆的正当性”以及“经略边疆的技术”，前者以“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意涵置换为核心，后者集中表现为“因俗而治”的制度策略。在您构建的体系史框架中，如何整合这两点呢？

　　施展：在我的解释框架中，这两点可以归并为一个问题：清王朝如何进一步降低组织成本，以确保统治效率？这里面就有两个向度需要分析。

　　一个向度是，王朝的自我理解，也就是您说的“正当性”问题，这决定着其政府可以运用的政策工具。中国历代王朝的自我理解基于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与“华夷之辨”。这些主张的内涵，是不断进行着调整的。在宋、明等时期，“华夷之辨”经常会被具象化为种族差异；在少数民族入主的时期，“华夷之辨”则被转化为文明水准的差异，否则少数民族本身的统治正当性就难以确认了。而“华夷之辨”在最初也确实是对文明程度之差异的辨别，《春秋》里面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华夷就与种族无关，只与文明与否相关。不同的自我理解所转化出的战略目标就会有着根本差异，所能动用的政策工具，也会有巨大差异。有些清王朝可能运用的政策工具，在明王朝的自我理解之下就很难被接受。

　　另一个向度是，“大一统”王朝必须因俗而治。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地域都有完全适应着当地的地理—气候—生态亚区域所形成的秩序逻辑，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因此需要对地方社会结构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懂得如何以既存的社会与传统作为制度入口，将地方既存的社会结构嵌入到中央政府的治理结构当中，顺势而为。更进一步而言，这样一种因俗而治的政策工具，也正是因为王朝的自我理解的变化，而得以更加顺畅无碍地被运用起来。

　　王剑利：这样的宏观解释框架还需要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寻找支撑，才更为坚实。我们的专栏文章是对一系列重要历史进程的研究，其中也展现出这种深层的自我理解和治理逻辑。

　　在学者的研究中，元明清时期是中国的历史疆域演变和巩固的关键阶段，是否有什么动力在引导着这一贯穿了600多年的历史进程呢？

　　理解这一进程，边疆治理的正当性就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大一统”和“华夷之辨”成为核心议题。历史上以农耕民族为主导的中原王朝延续的思想脉络中，“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天下归一”的恢宏理想，却难以臣服“四夷”，难以将之实现为一种政治实践。由此，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的冲突对峙就被置于“华夷之辨”的对立框架中来看待。

　　清王朝将多民族统合宇内、视为一体，对多元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并以这一理念经略边疆地区，实现和巩固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这样的理念和格局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历代王朝，也远不是“汲取和继承汉人经验”，或者满族统治集团接受“汉化”可以解释的。

　　从我们的专题文章中可以看到，在清朝前期经略东北的过程中，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种族差异回归为文明水准的差异，使得作为满族“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被纳入到中国的内部体系之中；这样的一种回归，也让清王朝能够突破传统中原王朝的“华夷之防”“华夷有别”的限制，可以放弃修建长城，以蒙古地区为藩屏，以长城内外为一家。同样，在西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在“生苗地界”“开辟苗疆”等措施，加速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其中，清王朝在“生苗地界”“开辟苗疆”并非是一个仅由军事征服、流官治理的行政渗透和移民文化的推进组成的“汉化”或“征服”的故事。杨志强教授首次提出了“双重华夷体系”概念，认为“历史中国”是一个具有延续性和内在稳定结构的观念体系，其“王化”的政治边界和“教化”的文化边界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整体性和丰富内涵。他试图以此来解释明清时期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行“国家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以用既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在我看来，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作为统治者的满族集团和进入“苗疆”的官僚集团所共同理解的“中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去理解“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真正内核。二是在没有土司土官、无社会层级的“生苗地界”，缺乏国家进入地方的关建中介，“国家化”进程又如何将对“中国”的理解播化到边疆地区？儒学的教化无疑是一个关键过程。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身份的官员们进入“苗疆”进行治理，推行教化，当教化完成，则奏请删除“苗疆”之字样。在这个过程中，在“苗疆”或者更广阔的西南地区，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与来自中央的国家权力不断互动，山地农耕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不断互动。其互动的结果，我认为不是能用“汉化”或者“以夏变夷”来简单涵盖的。

　　施展：这些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使我的宏观解释框架获得重要的分析基础。关于“大一统”，我只想补充一点。中国是各大文明中唯一的保持了政治“大一统”的国家，但实际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追求“大一统”，但那些文明地区都没能维持其“大一统”。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关键在于军事和财政逻辑。就是说，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低成本地从社会上汲取财政资源，从而掌控直属中央政府的庞大军力。如果能够低成本大规模汲取，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对任何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那么“大一统”才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规模，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欧洲就不一样了，跟中国相比，缺乏大规模连片的地理空间，人口密度也小得多。历史上，中国这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税基的规模也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欧洲那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高，税基的规模也不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割据。于是，中国这边维持“大一统”的难度相对很小，欧洲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则很大。中国这边，自从秦朝以后，即便进入割剧状态，也还能回到“大一统”；宋代之后，再也没有过长期的割剧时期，一个“大一统”王朝崩溃了，取代它的不是大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王朝。欧洲那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起来，个别强人短暂地做到了，也根本压制不住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很快“大一统”就会瓦解掉。

　　由此就会导致我在前面所说的，在历史上，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问题，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农牧两大区域寻求持久和平的问题。在中国这边，历史逻辑最终会收敛在多元互构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上。那么，边疆问题就一定构成“大一统”王朝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一方面会导致“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等主张的内涵变化，一方面也使得“因俗而治”成为政治秩序当中的必需。倘若没有因俗而治，则“大一统”王朝统治成本居高不下，势必难以维系。

　　王剑利：我们专题文章所呈现的疆域治理的进程和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您阐发的“体系史”逻辑：尤其在清代，清王朝的统治者从“大一统”获得了经营多民族边疆地区的正当性，以“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来消解“夷夏之防”，并在军事征伐之后，进一步将“大一统”理念实践为“政令统一”与“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民不易其政”并举的治理方略，结合行政渗透来完成边疆的经略，逐渐将羁縻地区转化为有效治理的国土。这一过程正是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降低“统治成本”，以实现“多元互构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的重要体现和结果。

　　正如孙宏年教授指出的，从秦汉至20世纪中期，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不同区域的治理既有统一的政令，又都有因俗、因地、因时、因势制宜的措施。而这种治理技术在清朝最为成功。方铁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深入经略边疆地区的源头。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重大变革尤其以土司制度为肇始，开创了中央王朝分别治理或应对边疆与邻邦的时期。他强调实行土司制度有特定的条件，即施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与土地、山林等资源紧密结合，三者的依附关系世代相传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结构。在吴楚克教授的研究中，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基于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万户制”与蒙古的习惯制度“会盟制”，并结合清代的八旗制度形成了“盟旗制”，基于“盟旗制”的满蒙联盟，使中央王朝在蒙古地区的辽阔地域中实现了政令通达，巩固了边防，并在顺治时期形成了后来内扎萨克蒙古六盟的雏形，意义深远。在孟繁勇副研究员的研究中，清朝在东北设立了三将军辖区，对东北实行了较之前历代王朝都更为有效的管辖，并且还实行了“一地多制”的管理体制，适应了东北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实现东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了巨大作用，清朝前期在东北的体制创新是清代国家“大一统”和“因俗而治”政策成功结合的典范。

　　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成脉络

　　王剑利：在当前的网络上，轻视或否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似乎成为一股风潮。而学界却对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建政的王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很多历史学者、边疆学者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带给中国的重要历史遗产。我们的专栏文章也特别呈现出元、清两朝具有独特的治边思路与方略。在您的分析构架中，如何解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经略边疆进程中的贡献，及其对于中国历史作为“体系”演化的贡献？

　　施展：先来说一下网络上那些否定少数民族政权的言论，其实大多基于狭隘的中原中心视角或者大汉族主义视角，这恰恰是我的理论框架想要超越的。中原中心论会认为，只要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便不是中国的政权。这种说法里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需要被仔细辨析，那就是，在古代，我们究竟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它并不是根据血统来定义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和民族交融的过程，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何为汉人。汉人是根据文化来定义的，具体说来就是由儒家定义的。而儒家要转化成日常的伦理实践，它的载体跟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是不一样的。对于一神教来说，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即便是孤身一人身处沙漠或荒岛，其信徒仍然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但儒家的载体则首先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必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展开。

　　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一般要在定居型社会中才能实现。定居就要农耕，而农耕有一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年降水量。如果一个地方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话，那里的人们靠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是活不下去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其分布的北界大致就是长城，说得准确些，中原王朝是在农耕地区向北扩展的极限处修建了长城。在古代社会，农耕所面临的这种硬约束，使得人们到了长城以北地区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就必须游牧化。而一旦游牧化，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不能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从文化上来看，这就不是汉人了。

　　草原和中原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结构、政治结构，并且由于生态的约束，这种差异是无法消除的。纯粹中原的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草原的人也无法理解中原，于是都无法统治对方。那么，古代中国要想达成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也就是让长城南北都纳入统一而又多元的王朝之下，就既无法靠纯粹的中原人、也无法靠纯粹的草原人来作为帝国的担纲者。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样的人只能来自过渡地带。

　　中原与草原之间能够担纲“大一统”王朝的过渡地带有两个，一个是长城沿线，北朝的主导者都是在这一带崛起的；再一个是东北，辽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都是来自东北。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王朝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结构的统治。在这种二元结构中，统治者兼具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主导整个王朝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中央政府建立的官僚体系统治中原地区，主导整个王朝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但蒙古人是个例外，他们来自大草原，成吉思汗时代和元王朝最终能够一统天下，是因为借助了契丹人、色目人等来自过渡地带人群的政治智慧。

　　这个历史逻辑分析清楚了，差不多就能得出结论，古代中国要想解决自己在政治上的核心问题，即长城南北两种秩序的永久和平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来自过渡地带的少数民族。现代中国的技术条件变了，古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约束不再存在，秩序逻辑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却完全是由达成内部均衡的古代中国所留存下来的，我们无法脱离这个历史前提来讨论问题。如果否定少数民族王朝，基本上就是在否定中国的历史逻辑，也就是在否定当下中国疆域的正当性，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王剑利：这样的解释很有力量。在“多元互构、体系演化并寻求内部均衡”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对于边疆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理解，都会出现格局上的巨大变化。

　　综观本专栏的文章，已经能发现这样的路径：唯有实现“大一统”，清代中央王朝才能将对边疆的遥相羁縻真正转化为有效治理。同时，清王朝已经涉入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当中，“大一统”的统合也因此具有了世界视野，其边疆治略和技术也就关联到中国的内外联动机制当中。这种深刻的“多元互构性”尤其体现在基于不同区域间的互动过程而形成的“走廊”地带之上。

　　一方面，中央王朝为疆域稳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成本。黄达远教授对“长城-天山”走廊的区域研究路径，向我们展示出了西北边疆经略的宏伟进程。清代中叶，在北部中国，为了消弭历史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防止沙俄南下，清王朝统合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的力量，构筑起自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塞防体系，从各地调遣官兵家眷来充实塞防。根据文中提到的数据，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3亿8千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使“国之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让天山千里沿线的游牧区转化为以绿洲形态为主的重要产粮区，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这样不仅使农耕区和游牧区都置于“大一统”之下，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和“人口红利”。杨志强教授的研究展示了“开辟苗疆”的进程。在贵州，从元代和明代，中央王朝就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开辟和保护一条连接中原和西南边疆的“一线路”通道（也称“入滇东路”），甚至因这条道路而专置贵州一省。“苗疆”真正实现“国家化”发生在清代，并与“苗疆缺”这一官吏制度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一进程中，“苗疆”的范围不断萎缩而最终相对固定下来，实现了“内地化”；“苗疆”也由边疆转化为连接中原和西南边疆甚至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过渡地带。

　　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和各族人民对中国的历史疆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孙宏年教授考察了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体国经野”、设官置守的过程。在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少数民族边疆政权对外拓展疆土；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权积极经营边地。元明清三个王朝正是在吐蕃、大理辖区的基础上设置行省等军政机构，延续和发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土。尤为重要的是，元明清三朝时的行省区划逐步调整，但西南边疆的政区设置仍然相互关联，其变迁过程深刻体现为区域间的联动性和整体性，黄达远教授展示了西北边疆的“北套客”和“西路客”等各族民商，从长城腹地的商业市场张家口到天山腹地的粮食市场古城开辟了一条商贸大通道，从多个方向撬动了内地、草原和绿洲之间的商贸往来，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历史变化。

　　施展：你们这一专题的系列文章所展示的历史进程意义深远。尤其是置于一个“体系史”中来观照，汉、蒙古、满、回、藏、苗、彝、壮等各个民族，以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各个区域，共同实现“多元互构”、共同演化的过程本身，就呈现为真正意义上的宏阔的中国历史。而随着技术跃迁，中国体系内部的“多元互构”共同演化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格局中。东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相互遭遇，使得它们在全球意义上进入到互相构造和共同演化的进程，东西方各自的历史由此进展为超越于单一区域之上的世界历史。

　　王剑利：我们的专题试图呈现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和巩固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展示出北部草原、新疆绿洲、青藏高原、西南山地等边疆地区及其少数民族独特的社会与历史文化传统，启发读者思考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贡献。

　　方铁教授和杨志强教授研究治理西南社会的历史，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中央王朝通过流官制度和移民实现了儒学向西南社会的播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中原农耕社会的儒家文化与基于西南山地农耕社会的生态文化及其西南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进行互动和调适，是否生成了新的文化图式？并以此形成一种西南社会独特的“精神气质”？

　　进一步而言，可以说，在西南边疆，也发生了文明互构的进程，我们可以通过本专题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土官制度的研究，以及对“苗疆”“国家化”进程的研究窥其端倪。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整个西南边疆，山地文明是否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文明？在“多元互构”框架中，能否成为具有相对自主性和清晰结构的一元？这一元又如何参与到“多元互构”的体系演化中？这也许是在整体性的历史疆域和中华文明研究中，中国的西南边疆被相对遮蔽或忽视的部分。

　　其实这些思考关联到另一个问题：中国在经由“多元互构”得以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是否存在具有延续性的精神内核？其生命力又源于什么？

　　施展：您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打开了一个非常大也非常重要的开放性问题域，恐怕不是这一篇对谈能讨论充分的，需要未来进行持续探讨。我在这里仅从一个角度提出一些思考。

　　仔细考察中国实现“大一统”的历代王朝，会发现一个常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手段而对若干个社会空间的整合。社会空间基于人群在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自生秩序而成。在古代，交往的便捷性通常是由地理的便利性所决定，所以，前文所提到的若干亚区域，也伴随着若干社会空间。在“大一统”王朝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区，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一定重合。因为古代王朝有一个政治统治有效半径的问题，统治半径由军事和财政逻辑决定，而不由社会空间决定。中原的社会空间全部在这个半径覆盖范围内，但是非中原地区的社会空间，经常是只有一部分在半径覆盖范围内。华南地区的汉人社会就以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这一点。它是基于海洋贸易过程而形成的南洋社会空间的最北端，被王朝政治空间所整合，但这一社会空间仍有很大一部分在王朝政治空间之外。直到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对两广、福建的民众来说，经常会觉得“下南洋”并非离开故国，只不过是在同一社会空间中的内部移动，原因便在这里。我们过去常常以为中原表达着“中国”的本质属性，但从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与否这一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中原实际上是特殊的。仔细考察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区的伟大帝国，同样可以发现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不重合性，这差不多是一种常态。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由于这种不重合性，对“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来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便需要各得其正。也就是说，两种秩序需要划定各自的边界，否则很容易相互伤害。

　　有了这样一种观察，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说，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亚区域的诸多人群，他们基于自然空间的差异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空间，并且从中可以形成自己特定的历史记忆。同时，达到内部均衡的“大一统”王朝，以其政治空间对这些人群进行了普遍统摄，他们也都有着超越于特定记忆之上的共享历史记忆。共享的历史记忆有潜力从精神层面上吸收所有特殊群体的身份诉求，在一种普遍秩序中予其以安顿；而特殊的历史记忆，则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获得生命力和活力的基础之一。

　　我们所要追求的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社会文化逻辑的交互演化过程当中逐渐发展出来。这些逻辑内在地要求我们，要珍视自身的特殊历史记忆，同样也要理解并尊重与自己不同的特殊历史记忆，在此之上才能形成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各种差异性相互协和、相互支撑，从而打造出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形成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凝聚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箴言的深意，想来也在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