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汉对照的“十六代家谱”中，可以清楚地识别出当时族人的世亲、职爵和名字。 付鑫鑫摄

　　伯苏金高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流通部主任、研究馆员。只消一眼，就能发现高娃是蒙古族人——金黄的头发、圆圆的脸庞、高高的颧骨。

　　高娃给我们看的第一份蒙古族家谱，即为蒙汉对照版的家谱，这也是在图书馆馆藏的110多份家谱中，唯一一份蒙汉对照的蒙古族家谱。

　　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上，笔者找到了关于这个家谱的名录——“哲里木盟奎蒙克塔斯哈喇诺颜始十六代家谱”。十六代家谱分列于两份卷轴上，两份卷轴展开、拼接以后宽约1米，长约6米，从上到下呈宝塔形，左边为蒙古文、右边为汉字，名字前面还有职爵名号。

　　红线意味着可世袭职爵

　　伯苏金高娃说，蒙古人在有文字以前，就有“世系事迹、口相传述”的习俗。在蒙古文字创立仅仅几十年后所形成的《蒙古秘史》一书中，开门见山地叙述了成吉思汗以前的世系：“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只苍色的狼，与一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马察……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人名）的妻诃额仑正怀孕，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答山下生子太祖，故就名铁木真。”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蒙古人能背诵下这连续23代、长达六七百年的家族谱系。由此可见，口传家谱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很广。”高娃由衷地赞叹古代蒙古语的魅力。

　　随着蒙古文字的发展，蒙古族文字家谱也丰富起来。“不过，在古代，普通蒙古人是不能修家谱的，必须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才可以修家谱。”一开始，蒙古族家谱用蒙古文写就，后又有加入满文、汉文等文字的版本，但通常以蒙古文写就的内容最为详实，翻译过来的汉语就相对简单得多。

　　为什么会在蒙古文家谱中加入满文？高娃解释说：17世纪，满清在蒙古实施盟旗制度，为便于管理，对各旗主的家系都要有完整的记录。在清政府处理蒙事的理藩院中，须保存全蒙古封建贵族们详尽的谱系，以便处理有关继承或争端的问题。

　　实际上，《理藩院则例》中，关于编修蒙古贵族家谱的规定，直接促进了蒙古族家谱的编修。现存蒙古族家谱编修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清朝中、晚期和民国时期。“以前家谱是五年一修，乾隆十年改为十年一修。”因此，蒙古黄金家族所修家谱通常备有两份，一份家族自留，还有一份上交到清廷的理藩院，用于世袭爵位的认证，加入满文则是为了方便辨识。

　　“当然，在蒙古族家谱内部也有血统的区分，红色线条延续下来的表示嫡长子，可以世袭扎萨克、郡王、贝子、贝勒等职爵，而蓝色线条则表示一般的儿子，不能世袭职爵。”高娃说。

　　一部家谱填补历史研究空白

　　当今存世的蒙古族文字家谱，主要有谱单和谱书两种类型，其中谱单较多。凡新生的子孙，其名字用红字写在谱单上，去世后则用墨笔描成黑字。改名时，用黑笔将新名写于纸条上贴在旧名之上。

　　在“十六代家谱”上，笔者惊讶地发现长子纯诚亲王齐桑卜合诺颜右侧上有“皇后”字样，底下是“女……瑞”。另又发现有二处“皇后”字样。惊得高娃连声说：“我以前也没发现，这十六代家谱居然出了三个皇后！”

　　经高娃推荐，在距离沈阳市6个小时车程的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笔者看到了《喀喇沁左旗王爷乌梁海氏家谱》，长约8米、宽约1.8米。这份谱单的善本已被封存，复制品足足占了档案馆一整面墙，以蒙古文按垂丝宝塔形写于宣纸上。

　　喀左县档案局副局长计晓丹说，乌梁海氏家谱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末代驸马图琳固英家族的谱单，因此也叫《图琳固英族谱》。时间从清朝天聪九年（1635年）起，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止，谱单上可辨认的共有14代，计1920人。其中，塔布囊（蒙古语，意为驸马）1049人，扎萨克（旗长）13人，郡王1人，贝勒3人，贝子2人，镇国公4人，卓索图盟盟长4人，内务府大臣1人，理藩院大臣8人，此外还有御前行走、协理、辅国公、喇嘛等等。

　　图琳固英十二世祖济拉玛，实为成吉思汗爱将。为褒奖其赫赫战功，成吉思汗下令，自己的子孙后代与济拉玛的后代世代联姻，世袭“塔布囊”爵位，而初次结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女儿嫁给了济拉玛的儿子。

　　后来，图琳固英第六子色楞，在喀喇沁左旗出任首任旗长（1635年—1657年）。经世袭，1919年，28岁的默尔庚额（汉名乌振清），就任第20任旗长（1919年—1943年）。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乱，默尔庚额带领家人逃出旗王府，并将家谱和旗印（卧虎印，类似于现在的公章）藏到葫芦岛市建昌县的一个喇嘛庙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默尔庚额的五姨太将家谱和旗印交给人民政府，遂由档案馆保存至今。计晓丹兴奋地说，这份家谱填补了蒙古政权及元顺帝之后，蒙古王朝沿革研究的某些空白，现已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现在，蒙古族自己新修家谱的人越来越多。遗憾的是，因为有文化断层，所以一般只能修最近五六代的家谱，很多都连不上了……”伯苏金高娃遗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