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重庆市黔江区太极乡的一个普通土家山寨——金鸡坝。

　　我父亲出生在金鸡坝，我爷爷退休后回到那里生活，而对于在城里出生长大的我而言，只是每年春节到那里过节。然而，二十多年来，每年返乡过年，让我感受到了大山深处一个土家山寨的变迁。

　　曾经，这里盗匪横行，村民艰难谋生

　　关于金鸡坝这个寨名的来历,有一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当地一个财主的父亲死后，请风水先生选了墓地。风水先生嘱其挖坑时，看到有头戴铁帽子的过路人就要停止挖掘。当天，有位村民在集市上买了一口铁锅，顶在头上回家，当他路过挖坑现场时，一时好奇也过来看看。这时，坑底出现一块五色石头，大家争着挖出来看，不料石头一离开地面，一对金鸡便腾空而起，往一个小山丘遁去。这两只金鸡落地的地方，被分别命名为“金鸡团”和“金鸡坝”。

　　今年春节初一，我特别拜访了寨子里最年长的三老祖（我爷爷的三叔）。早年，他在酉阳龙潭中学读过高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黔江县青干班后分到金溪区公所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初才恢复工作。三老祖虽已90岁高龄了，现在还算耳聪目明。

　　三老祖记得，他记事时全寨共有12户人家，60余人，都姓孙，应该是一个家族传下来的。全寨人几乎都从事农业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偶尔有剩余物资进行交换。寨子里有一座寺庙，还有一所私塾，学生十来人。那时候到县城没有公路，要走整整一天才到。

　　三老祖的两个哥哥都是做苦力的，将本地出产的桐油和井盐走小路挑到两百公里以外的酉阳龙潭镇，换回布匹、煤油、火柴等日用品。一个往返要走五天左右，路上要结伴而行，既要防范野兽伤人，又要防土匪强盗抢劫。解放前，军阀内战频繁，地方治理松懈，寨子里的有钱人购置枪支自卫，而老百姓就遭了殃，成天担惊受怕。

　　分田地，修大路，村民们过上太平日子

　　1949年11月黔江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工作。当时四十多名土匪盘踞在金鸡坝对面的大宝鼎山上，负隅顽抗。解放军用一个排的兵力进攻，双方激战半天，终于消灭了土匪。

　　随着土改的进行，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连一些在外乞讨的村民也分到了土地和房产，寨子里的寺庙也改成了新式小学。

　　爷爷回忆说，刚解放时，寨子里约有20户人家，80余人。由于地处偏远，村民们除了能够糊口外，一年也没有多少余粮，生活艰苦。

　　1956年初，黔江至石家的公路开始修建，公路全长51公里，抽调了几千名民工修建，于1958年8月通车。公路穿山寨而过，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们的出行，减少了农副产品的运输成本。

　　公路通车的第三天，刚满18岁的爷爷响应号召，到水田乡铁厂参加工作。从此，他成了山寨走出来的第一个国有企业工人，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山寨幸运儿赶上好时代

　　我的爸爸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金鸡坝。爸爸回忆说，从他记事起，山寨就很热闹。由于推广杂交水稻等农业技术，粮食产量大增。寨子里有40多户人家，人口已超过200人。生产队按照作业组方式进行生产，也开始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文革”中，山寨没有受到大的波及。

　　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寨子里实施，乡亲们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随着国家政策松动，鼓励个体经营，我的奶奶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商店。她从县城批发百货，赶集时到附近集镇上销售，以补贴家用。

　　上世纪90年代，寨子里跑个体运输、经商的人多起来，村民们的收入已不再只依靠农业。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但大家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了，许多村民都将子女送进城里的小学和中学读书。寨子里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提高，有了村小学、村卫生室、活动室。

　　由于国家恢复了高考、中考，我爸爸先后考入黔江中学、酉阳师范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之后又调到县教委工作。爸爸经常感叹生逢其时，遇到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时代。

　　新世纪的土家山寨富了，也寂寞了

　　进入新世纪，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我都能感受到新变化——过去光秃秃的山头已变得郁郁葱葱；黔石公路重新铺了柏油，村道路通到大多数农户的家门口；摩托车、农用车、小轿车在农家小院欢快地进出；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

　　城镇化的进程影响着山寨，过去的土家吊脚楼正在被几层的新式楼房取代，有十多户村民已在城镇购置了商品房。村民孙章春建起了一个年出栏300多头猪的养猪场，年收入达百万元。村民孙章齐组建了一支建筑承包队，带领一帮兄弟活跃在高速公路、桥梁施工现场。去年春节，他还出资赞助了“金鸡坝迎新春联欢晚会”，让这个土家山寨热闹了一番！

　　寨子里已有60户人家，250多人，但让人唏嘘的是，平常大多数青壮年都在外地务工，真正长年在山寨生活的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和一些留守儿童，有些寂寞。只有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外出务工的村民们才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山寨，这也是山寨最热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