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博物馆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以虚拟现实、三维空间、图像、声音、超文本链接等多媒体化的方式，将实体博物馆的职能以数字化的方式完整呈现于网络上的博物馆。具体而言，就是采用互联网与博物馆网络信息架构，将传统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与计算机网络上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实体博物馆的职能得以充分实现，使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之间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传播的便利途径，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实现资源的共建与共享。与实体博物馆相比，数字博物馆具有信息实体虚拟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智能化、信息展示多样化等特点。

数字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面向新世纪、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要求的产物，也是现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数字博物馆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9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早在1988年6月，国家文物局就在上海召开了博物馆藏品电脑化管理现场会，积极推动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1999年5月，国家文物局又在河南博物院召开了博物馆文物信息标准化研讨会，大力推动博物馆数字化建设。2003年11月，中国博物馆学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此前后，国家文物局等单位还相继制定颁布了《全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信息化“十五”规划》、《文物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文物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等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推动、引导和规范博物馆数字化工作。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资金大力支持下，中国在数字博物馆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都引入数字化技术，进行数字博物馆建设，“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北京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博物馆平台建设工程也纷纷立项建设并陆续开通运行。与内地博物馆相比，民族与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工作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广西民族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等部分民族博物馆也引入数字化技术，开始了数字化建设实践，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宣传与科学保护做了积极的尝试。

根据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统计，中国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12个省、区，已有民族类博物馆和民族地区博物馆500余座，北京等内地城市及部分高等院校中也设有民族博物馆多座。截止目前，55个少数民族中，多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博物馆或陈列室。这些博物馆或陈列室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藏品和展陈设计都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是宣传国家民族政策、普及民族知识、展示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服务社会大众的重要窗口。但由于它们大都位于边疆民族地区，观众人群以本地居民为主，与内地大中型博物馆相比，设施较为落后，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服务范围狭窄，知名度较低，门庭冷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博物馆甚至还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其各项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外地众多潜在观众的需求又因时空的限制而难以得到满足。如果能够加大投入，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开展数字博物馆建设，其各项职能的发挥将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不再受时空范围的影响，观众范围可以扩展到世界任何角落。因此，无论从博物馆的特点出发，还是从国内外众多数字博物馆的运行状况和社会效益来看，数字博物馆建设都不失为各个民族博物馆提高公共服务和民族文物管理与保护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数字博物馆建设，是民族博物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盈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中国博物馆行业过去比较重视和强调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以“物”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非常普遍，“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意识相对较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博物馆事业的迅猛发展，博物馆的办馆理念也不断更新，服务意识日益增强，为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提高思想品德、文化素养和陶冶情操服务，为在校学生的校外教育服务，为成年人终生教育、回归教育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旅游观光和文化休闲服务已经成为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识。200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责无旁贷地肩负着实现文化遗产公益性价值的重任。只有通过深化思想认识，提高业务水平，加强服务能力，才能更好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事业。数字博物馆建设，就是包括民族博物馆在内的所有博物馆完善社会职能、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

　　1.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使每一座民族博物馆都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藩篱，为观众提供无限制的远程虚拟参观服务。

数字博物馆将传统实体博物馆与数字网络技术有机结合，不仅优化了博物馆的管理与信息交换，还大大拓展了博物馆服务的时间与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实物导向”向“信息导向”的延伸。与实体博物馆的实地参观不同，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途径随时随地地进入任何数字博物馆参观浏览，在众多数字博物馆里遨游，或了解某个博物馆的历史，或参观某个博物馆的展览，或欣赏某个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或参与某个有趣的游戏和活动。由于没有物理空间的限制，观众可以在不同栏目和页面之间穿梭，无论是参观展览、欣赏藏品，还是浏览新闻、活动资讯或是参与学习讨论，都非常方便，有绝对的自主权。可以说，数字博物馆是实体博物馆向外打开的另一扇窗口，实体博物馆的丰富资讯得以从这个窗口传递出去，社会公众的需求、意见可以从这扇窗口传递进来。虽不如亲临实体博物馆的真实体验，但数字博物馆提供的广阔视野和对博物馆文化生动、深度的阐释，有助于加深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和热爱，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密切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提升博物馆文化的影响和传播力度，从而赢得社会对博物馆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2.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使每一座民族博物馆都能突破实体博物馆展陈条件的限制，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展览、信息及交流服务。

与实体博物馆相比较，“数字博物馆具有信息实体虚拟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智能化、信息展示多样化等特点”。其中，最核心的特点是信息实体虚拟化，即数字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都是对实体博物馆工作职能的虚拟体现，都是以实体博物馆为依托，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实体博物馆，是对实体博物馆职能的拓展和延伸。它能够突破和弥补实体博物馆藏品展示空间有限、展示内容更换周期长、展示手段单一、互动性差、与观众沟通交流困难等缺陷，通过对数字资源(包括文字、图像、声音等)的整合、加工、提升和频繁更换，并运用多媒体手段营造逼真、形象、生动的展示效果，充分利用博物馆掌握的藏品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为公众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服务，使观众不仅能够在线参观浏览实体博物馆中的展览，还能够参观到更多更丰富的实体博物馆中没有的虚拟展览及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为例，该馆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2006年启动。一期工程主要包括局域网系统、网站系统建设和实体展览“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展”展品的多媒体制作。其中包括9件展品的三维拆装动画、9件展品的VR互动节目和123件展品的平面数字化等。二期工程以“北方民族服饰展”和“南方民族服饰展”两个展厅的展品为主要内容，通过三维互动和平面数字化等多媒体方式，实现200多件展品的网上虚拟参观浏览。通过这两期工程建设，观众不仅可以异地在线参观浏览该馆6个实体展厅的展览，而且还可以通过生动、有趣、参与性、互动性很强的多媒体节目或文件，近距离、多角度地品鉴、欣赏和研究部分重点展品。如三维拆装动画运用三维动画手段表现文物的制作及使用过程，包括场景、人物及制作和使用的全过程。VR互动节目是利用虚拟与现实技术，通过人机交互，可使观众在不接触实物的情况下，以任意角度和任意尺度观察文物的结构和细节，甚至深入文物的内部进行观察。正在建设之中的三期工程完成后，还将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陆续推出“中央访问团历史资料展”、“少数民族背带艺术展”、“少数民族刺绣工艺展”等虚拟展览，继续拓展展览的形式和内容，提高文物的利用价值，开创为学校教学、科研及社会公众公共服务的新途径和新局面。

　　3.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将各民族博物馆丰富的典藏、研究成果和展示资源制作成各类多媒体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远程观摩、学习和下载等服务。

博物馆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益性的社会价值应是其一切工作致力追求的目标。博物馆掌握的公共资源，是否在为大众服务的过程中最大限地发挥了效能，是衡量博物馆成绩的重要标准。博物馆应深挖潜力，整合资源，以公益性为终极目的，为社会贡献更多优质、鲜活、多元化的展览和信息资源检索、查询及下载等服务，逐步打破博物馆之间的壁垒，实现文物资源的全人类共享。

中央民族大学数字民族博物馆三期工程建设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馆藏文物数据库建设。该期工程建设将首先完成馆藏14类文物中5类1.3万件文物的数据采集及加工工作。数据库建成之后，将首先向本校师生开放，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二、数字博物馆建设，是民族博物馆提高文物管理与保护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1.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大大提高民族博物馆包括藏品管理在内的整体管理水平。

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主要着重点在于利用计算机、通信等技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展示、研究各类文物信息，即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和文化展示系统的建设。在数字技术进入实体博物馆之前，实体博物馆均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藏品家底不清、业务档案保存不善、资料流失严重、查找使用不便等诸多问题。例如，在藏品保管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信息记录，如馆藏文物的入库凭证、编目卡、文物总账、分类账、图像资料、鉴定资料、研究成果、调用记录等。这些资料包含了大量的学术、管理信息，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繁琐的信息记录、整理和保管工作过去完全依靠人工来完成，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制约了博物馆的效率和对资料的有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藏品的保护和利用。而数字博物馆的引入，促进了各种资料的整理和数字化保存，大大加强了对藏品账务、业务资料的管理，也提高了办公效率。特别是实现了自动化办公的博物馆，资料的存储、调用非常方便，不仅可以将工作人员从繁琐重复的资料誊抄、手工管理中解放出来，而且借助计算机强大的统计功能，管理者能轻松地搜索、查阅和统计藏品及相关资料，在数秒钟之内就能完成过去几个小时甚至多少天才能完成的查询统计工作，同时也为研究人员营造出了一个开放、便利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藏品资源。

　　2.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大大减少文物管理和提用过程中对文物本体的触摸翻动及使用频率，降低文物受损的可能与程度，实现文物保护效能的最大化。

实体博物馆传统文物管理方式是纸质手工管理，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日常管理环节来看，文物的检索、查找工作量大、效率低；二是从研究、展示等提用环节来看，不仅手续繁琐、使用不便、效率低下，而且需要经常触摸、翻动甚至长期使用文物，无论如何小心谨慎，对文物造成损害都是在所难免的，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而数字博物馆却不同，它集文物藏品数字信息资源的采集、管理和展示于一体，服务于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文物藏品基本信息、管理信息和研究信息的文本及二维、三维影像数据采集与管理信息库的建成，会使实体博物馆的文物管理工作发生质的飞跃，除展出、保养外，一般无须再提取文物本身，大大减少了文物受损坏的风险，有利于文物的保护。虚拟展览功能的实现，则不仅可以弥补文物实体因受到条件限制而不能经常更换或展出的缺陷，更可以减少实物展出的时间和频率，降低甚至避免文物受损的可能与程度。

　　3.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实现文物二维、三维影像及文本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使馆藏民族文物的永久保存与利用成为可能。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为了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也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原状，尽可能减少文物的自然或人为损坏，实现长久保存。但无论法律法规如何严厉，防潮湿、防干燥、防污染、防虫蛀等保护措施如何周详有效，作为一种物质存在，每一件文物个体的内部结构都始终处在不断运动与变化之中，文物的劣化变质现象实际上只能延缓，而难以得到彻底阻止。因天灾或人祸导致文物骤然损毁、灭失的情况更难以预料。也就是说，文物实体既不可再生，实际上也无法永生，一旦消失，损失将无法弥补。例如，2006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中，由于主办单位工作失误，导致某参展单位送展的1册纳西族东巴经和1册水族水书这2件珍贵民族文物丢失，至今下落不明。而且，事前该馆也没有留存这两件文物完整的影像信息资料，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文物的安全隐患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而通过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将文物的原状通过二维、三维影像等技术手段加以采集和数字化存储，就能够实现文物信息与实物载体的分离。而且，数字信息的存储可以不断重复、再生，从而得到根本性的延续，形成文物的“生命档案”，就可以使文物的“永生”与利用成为可能。这是以往纸质媒体、胶片媒体所无法实现的功能。民族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也是如此，数字信息技术的运用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民族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抢救、保护、搜集、整理、研究和展示少数民族文物，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宣传国家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加强数字博物馆建设，全面提升实体博物馆的管理水平，打破传统展览模式，拓展展览的内容和传播方式，提高文物的利用价值，开创为社会公众公共服务的新途径，加大文物影像信息资料技术保护力度，已是大势所趋和每个民族博物馆的必然选择。

当然，每个民族博物馆的规模不同，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不同，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规模和目标也应酌情而定，既不能与大馆、先进馆攀比，或贪全求大、面面俱到，或盲目模仿效法，一味追求新技术新设备，也不能妄自菲薄、自甘落后、无所作为，只要能从实际出发，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就一定能做出水平和自己的特色。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引自：《中国民族文博第四辑》